三

理性地思考和分析新中国经济发展60年，理论上自然地落脚在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研究，这正是本书的主题。关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问题，理应是中国人首先思考的问题，遗憾的是，美国人雷默却抢尽了中国13亿人、乃至全世界的风头，成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理论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发言人之一。在当今国内外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而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多如牛毛的论著中，雷默首先提出的“北京共识”成为引用率最高的概念。

我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作为一个与新中国同庚的、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探索者，与雷默教授提出“北京共识”在感情上亦是相通的。作为一个物理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我对雷默从“动力物理学”来推演“北京共识”是心领神会的。他提出的“创新、改善人民生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主权”等观点都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雷默毕竟是个外国人，他虽然盛赞中国，并按照他的真实感受提出并阐释了“北京共识”的内涵，他毕竟难以从深层次上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以，尽管雷默首先提出了“北京共识”，但要真正深刻全面阐述“北京共识”，还要靠中国人自己。这也是本书所要担负的任务。

我曾多次阐述过，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同样的树叶一样，各个国家也不会有完全同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究竟什么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说起来既非常复杂，也非常简单。说复杂真复杂，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探索了60年，其中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付出了多少代价，现在和今后还要继续探索。说简单即简单，凡是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愿望和要求的道路就是中国道路，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就是中国模式。

为了使这项研究成果尽可能臻于完善，本书着重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视角，围绕以下方面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第一，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理论探索。与此关联的内容有总报告《探索中国道路，实践中国模式》、《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60年》、《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关于“中国模式”的问卷调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