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共“一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80多年前，但因为当时的条件限制未能深入展开，成果有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大”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

在过去的30年中，关于中共“一大”出现过三次研究高潮。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也即改革开放初期，编辑和整理了许多原始资料，如《一大回忆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一大”前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回忆录（1920—1927）》、《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等，以及张静如、王朝美、德京、黄福通著《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等书籍。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主要书籍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资料丛书》、马连儒著《中国共产党创始录》、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周尚文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秦英君与张占斌著《大浪淘沙——中共“一大”人物传》、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郑惠与张静如主编《中共一大代表丛书》等。

第三次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代表性书籍有：吴少京主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黄修荣著《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曹仲彬著《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刘宋斌与姚金果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马连儒著《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等。代表工具书有《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等。

30年来发表的有关中共“一大”的文章大概有400多篇，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大”的开幕日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史专家邵维正考证后提出，“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成为共识，目前出版的所有党史著作都吸收了这一重要研究成果。

“一大”的会址。“一大”召开的主要地点是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哥哥）家里，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嘉兴南湖召开，这些在学术界本来已是共识。而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博文女校也是“一大”的会址之一。不过，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学界过多的重视。

“一大”会议的代表人数。史学界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一直存有争论，主要是“12人说”和“13人说”。以往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上；后来又有关于何叔衡有没有出席“一大”会议的疑问。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有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两种主要说法。进入新世纪后，学者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广东代表。此外，还出现一种新说法，即包惠僧是临时中央和陈独秀之间的联络员。至于何叔衡，在进入新世纪后，有学者考证后认为，他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

陈独秀、李大钊缺席“一大”原因。关于此事，一般认为都是因为公务繁忙。不过最近有学者提出，“透过公务繁忙”的表象，“南陈北李”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他们两人看来，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便成立了，参加不参加“一大”不比手头的工作更重要。

“一大”的闭幕日期。现在，“7月31日说”已经被基本放弃，但“8月1日说”、“8月2日说”和“8月5日说”，依据新的史料尚需再做进一步研究。同时还有学者提出了8月3日这一新的说法。

历来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是中共“一大”通过的两个正式文件，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这两份文件的原始中文本。但是这两份文件对中共“一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一直以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中共“一大”的15位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分别是共产国际使者俄国人尼克尔斯基和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并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正式使华代表荷兰人马林。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强调马林对“一大”的作用。但是，近年有学者撰文提出，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并不像长期以来人们所认同的那么大。而对尼克尔斯基，以往研究者一直不是很清楚，近几年，经过俄罗斯和蒙古学者的不懈努力，终于将他的身份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