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几年的落马贪官，其身份不同，经历各异，但落马后都会进行一些反思，或是对主观的自责，或是对外界的抱怨，鲜有涉及媒体和舆论监督的。最近读到深能源原董事长劳德容落马后的忏悔，让人对媒体及舆论监督有了新的认识。劳的悔悟是这样说的：“现在觉得舆论曝光是爱护干部，当初我的行为，如果有一两件被媒体点一点，也许我都会收手了。”（据《学习时报》）

贪官落马后竟然想念起舆论监督，似乎有点滑稽，不过更耐人寻味。不管是对为官者，还是对媒体人，都有认真琢磨一番的必要。当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贪官将罪责推给客观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辩证法又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劳氏的话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那么，她的这番话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首先，对为官者来说，与其落马后想念舆论监督，何如在台上重视舆论监督？

如果劳德容的话是发自内心的，那么可以说她对舆论监督的重要性还是有所认识的，尽管这认识来得晚了些。没有考证劳德容落马前在任上对待舆论监督的态度，但从众多落马者的轨迹来看，他们对待舆论监督大多是抵触的、反感的，有些甚至是敌意的。他们身上那些见不得阳光的贪腐行径，最怕媒体曝光，哪怕只要抖出那么一两件，或是揭出一点蛛丝马迹，他们都会矢口否认，百般狡辩，甚至对记者威胁利诱，不惜采用暴力。近几年来见诸媒体的记者采访被打事件时有所闻，令人颇为寒心。倘若劳德容身边的舆论环境也是这般状况，恐怕媒体会让她失望，她的那种“有一两件被媒体点一点我都会收手”的愿望就会落空。

落马贪官劳德容的忏悔，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认为还是那些尚在任上的为官者，希望他们把劳德容的忏悔，当成是对自己的警示；把落马者对舆论监督的想念，变成自己对舆论监督的重视，不要再发出劳德容们“既知今日，何必当初”之类的感叹。要在自己的周围，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敢于让媒体说话，欢迎媒体的监督，不要再做那种“防火防盗防记者”的事了。我们注意到，许多重视舆论监督的地方，那里的为官者往往善于运用舆论推动实际工作，常常变被动为主动，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欢迎。厦门市前两年花了不少钱在成功大道上建了好几座快速公交候车亭，可是后来又因种种原因说快速公交不开了，这些候车亭也将要闲置起来。纳税人的钱眼看要打水漂。一家市民报及时披露了这一信息，并报道了市民的反应和呼声。市里有关部门很快做出了积极回应，眼下正在紧张运筹，打算重新启动成功大道上的快速公交。市民对此拍手叫好，也称赞媒体敢于发声。

其次，落马者的忏悔从反面告诉我们，舆论监督对于吏治清明须臾不可或缺，是建设廉吏政治的助推器。

贪官劳德容落马后感叹，“现在才觉得舆论曝光是爱护干部”。这话出自落马贪官之口，总让人有些不一样的感受。古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劳氏虽然还活着，但她的政治生命恐怕是终结了，从此也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正因为她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落马前舆论监督对她的缺失，才有那样的切肤之痛。劳德容用她政治生命的代价，总算认识到了舆论监督对干部廉洁的重要性。对她来说，舆论监督是可以促使她的贪婪“收手”的“警报器”，是防止她滑向深渊的“警示牌”。这倒是给我们的干部敲响了警钟，特别是那些手脚不太干净的潜在的准贪官们，更应引以为戒，真正把舆论监督当成爱护干部、挽救干部的法宝，而不要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明明是给他脸上“擦黑”，偏偏要说是给他“抹黑”；明明是给他“帮忙”，偏偏要说是“添乱”。有这种心态的人，建议好好去读一读劳德容的忏悔录，那可是她高墙之下悟出的真理！如果我们的干部都懂得了这个道理，那我们的吏治就会清明许多，建设廉吏政治的步伐就会加快。

劳氏的反思，也给媒体人出了一道新的课题，那就是在新形势下一刻也不能放下手中舆论监督这个武器。不错，舆论监督是良药苦口，你有好心不一定能得到好报，你帮人家“收手”人家不一定领情。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放弃媒体人的责任，知难而退。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遇到腐败和不平就盼望媒体能够发声，盼望记者出来主持公道，守望公正；更何况还有劳德容这类人物对舆论监督迟到的呼喊。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只有把我们的眼睛和喉舌的功能都调动起来，将那些贪腐和丑陋行为曝光在人民大众面前，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完成“社会捍卫者”的使命，才算尽到了媒体人应尽的一份责任。

(作者系篮球比分直播：新闻学会会长、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