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灭门惨案，六次公堂问审、十年羁押，判决从死刑、死缓到无期，再到无罪。这听起来像是电影，但它真实地发生在河北廊坊。而且，最让人惊悚的情节还在后面：无罪判决从做出到宣布，居然用了两年的时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一个判决的到达比乌龟翻山还要慢？是什么因素让它迟到了两年？从《中国青年报》12月20日的报道来看，“当地司法机关压力较大”，或许是判决迟到的主要原因。什么样的“压力”能让它迟到两年？原来，廊坊中院的判决被河北高院改判后，一审可能成为“错案”，而这涉及到国家赔偿问题，对廊坊中院是个负担。更加重要的是，错案追究可能会“影响政绩”，那些原审案件的公检法人员大多因办案有功已获升迁，追究起来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仕途。

看到这里，人们不仅明白了判决迟到的“内幕”，而且还可能理解法院故意拖延的“苦衷”。一个是钱（赔偿），一个是权（政绩），而这两者是人家的“命根子”，怎会轻易放手？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了钱财和政绩，就可以牺牲正义？就可以让正义晚到两年？

人们常说，法院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崩溃，社会难免走向丛林化。在这起命案中，如果不是当事人的家属和律师四处打听和寻找判决书，估计还要拖延下去。法院本为正义而设，却成了戕害正义的机关，怎能让人们对司法有信心？

无论如何，三名无辜被告多被羁押两载，必须有人为此负责。经手此案的法院和法官不可能不明白，无缘无故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就是非法拘禁。说实在的，这三名被告此前被羁押八年已经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拖延两年释放对他们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且不论这三名被告前八年经历的审理和羁押是否存在程序瑕疵，后两年的羁押无论如何都涉嫌违法。

在惩罚责任人的同时，还应当反思中国的“错案追究制”。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本是为了对“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但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实际推行均存在不小的问题。譬如，对于“错案”的理解和界定，就经不起推敲。很多法院和法官都把“错案”理解为被上级法院改判或者撤销的案件，只要是裁判结果发生了变化，就被当成“错案”处理，因而要进行国家赔偿，还可能影响法官的前途和政绩。而这让法院和法官将“错案”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会“将错就错”，一错到底，永不纠正。同样发生在河北的“聂树彬案”，或许就面临如此命运。

其实，不同的法院作出不同的裁决完全是合乎逻辑和法理的事情，否则，设立上诉制度有何意义？下级法院的裁决被上级法院改变或者撤销，不过是上诉制度的产物，怎能将原审裁决一律视为“错案”？除非废除上诉制度或者要求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一个鼻孔出气”，否则，上级法院改变或者撤销下级法院的裁决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上级法院的裁决可能更加接近正义（有时并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下级法院的裁决就是“错”的。不能用科学意义上的对错来理解司法意义上的判断，这是两种不同的逻辑。

如果说存在“错案”的话，应主要指那些因枉法裁判、真凶出现等导致判决失当的案件。对于这样的案件，如果法官存在过错，理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受到法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