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长沙市民尹默三驾车欲与朋友聚会，中途搭载了两名男子。行驶途中乘客突然表示他们是运管执法人员，将车辆扣押，随后对尹默三处以三万元罚款。而尹默三解释称，自己是做好事，没想过要真正收钱。（3月29日《中国青年报》）

老百姓痛恨钓鱼执法，因为这种执法陷阱随时会伤害合法权益。但另一方面，执法部门查处黑车又存在取证难问题，如果完全禁止依靠另类手段来调查黑车，那么黑车几乎没法可以查处。这个矛盾如何解决？笔者以为，执法者可以以普通群众身份，“隐性”调查取证和举报，但不能搞隐性执法和钓鱼执法，这其中的边界一定要把握好。

新闻中，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运管执法人员谎称要去“青竹湖”。在并非处境危险的情况下，执法者公然撒谎，无论如何都显得不妥。因为有了撒谎在前，所以我认为随后的整个执法行为都丧失了正当性。

在我看来，如果是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可以采取卧底等方式来获得证据，但行政权力不应拥有这样的特权，所有行政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在阳光下透明地进行。

如果在查黑车问题上，运管部门对隐瞒身份的做法感到难以割舍，我建议执法者以普通乘客身份调查、举报。这种做法既不同于执法部门雇佣“钩子”查黑车，也不同于执法者隐瞒身份搞“欺诈”；前者因为经济利益诱惑，会导致错案丛生；后者不仅有损公平，也让人对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产生质疑。当然，并不是说普通乘客可以搞隐性调查，而是因为这么做是以“当事人”身份举报，也就不存在公权力是否隐性执法的问题。

既然是以“当事人”身份举报，那么在程序上就应按正常的举报程序来进行，执法人员上车前不明示身份，就应视作非职务行为，上车之后再表明身份，显然缺乏规范。另外，还要注意的一点是，不管以什么身份来取证黑车的存在，都应避免“诱惑”手段的使用。

在报道中，如果执法人员先提价钱及随后加价确是事实，我以为这其实就是一种“诱惑”，可能司机本来是想免费助人，但在“诱惑”下改变了主意，把这样的偶然情况叫黑车运营，恐难以服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