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上的性暗示或黄色笑话，色迷迷地盯着你身上看、偷窥，有事没事故意碰你一下，捏你一把，或搭你的肩，趁人不在时偷亲你一下，对你做威胁动作并以开除来威胁你就范，甚至强迫你和他发生性关系等等。”(来源:南方都市报)

这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一项针对职场妇女的“性骚扰”调查问卷，征集到的妇女口述受害经验。知名的女权主义法律学者凯瑟琳·麦金农，在其开创性著作《性骚扰与性别歧视：职业女性困境剖析》一书中，援引了这些例子。之所以要提到麦金农这个人是因为，我们今日所熟悉的“性骚扰”（sexual harassm ent）概念，正是由她在这本书里首次提出。

假如以上这些经验都成为中国法官判定“性骚扰”的标准，我不知道本国有多少老总、经理、主管要为此锒铛入狱。根据去年媒体披露的数字，中国有70%以上的女性曾受到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近日，国务院公布《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其中明确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据信这是我国劳动法领域首次明确防止职场性骚扰的雇主责任，专家认为此规定对于女职工权益保护具有“里程碑意义”。

说到这里，可能有不少男同胞不服气———男性也有被骚扰的呢。此话不假。不过，无论从统计数字，还是整体结构而言，女性受性骚扰的案例都占绝大多数。网络上有人戏言，此规定出台，增加了许多女职工“通过潜规则上位的困难”。这句话当然有歧视之嫌，不过反过来想，倒也揭示了“职场性骚扰”背后的权力因素：女性面临的职场性骚扰，与整体上男性对女性的支配，雇主对员工的支配并存，是性别不平等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的体现。

话说直白点，为什么存在“吃豆腐”的行为？因为一个单位、一家企业，凡事上级、老板话事，而老板大多数是男性。女性的被雇佣、留任、升迁都要看老板脸色；不从者面临故意刁难或者找茬。在许多企业的所谓“企业文化”中，与性相关的工作隐隐包含于女性的工作要求之内———劝酒、陪同、接待、礼仪等，此皆“性骚扰”高危领域。而温柔、顺从的职业“要求”，“花瓶”的女员工角色，更与职场性骚扰的施害及受害脚本相互配合。

遭遇性骚扰，不是要让女人当自强，而是社会和法律要创造条件，给力女性，让搜证、举报变为可能。手机、录音笔、针孔摄像机等举证仪器，不妨成为女包里的常备物品。

只是，报案之后又如何？在一个男人掌控职场权力的世界中，女性要突破重围有多难？“性骚扰”在中国终于被视为用人单位的责任，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仅在职场反性骚扰还不够，甚至可以说这仅是一种边边角角的敲打行为。解决性骚扰的关键也不在于女性个人的反躬自省、应对进退，而在于女性如何从男人手中争夺权力。最简单的例子，试想你去报案，没有女警、女法官、女检察官在场、帮助，有多少女性受害者敢于毫无顾虑、开口说话？

立法容易，执法———尤其是让更多女性参与执法———难，这恐怕是未来反性骚扰之路漫漫的症结所在。

□麦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