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段《女民工模仿发布会讨薪》的视频在网上走红。视频中一名自称农民工的女性模仿发言人的口吻讲述己方被用工方拖欠1400多万元的事实。视频中还有人扮演记者，与“新闻发言人”上演一问一答。（10月9日济南广播电视台）

在农民工讨薪几成为常景的当下，女民工模仿新闻发言人讨薪，的确能给人视觉上的冲击。无怪乎，有网友对讨薪农民工的这种自我发明大为称奇，却忘了农民工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讨薪，这并非头一遭。

早在2005年的郑州和西安，就已经出现相同的场景。如果硬要进行对比，唯一的亮点可能在于，相较于七年前农民工打起“民工维权记者新闻发布会”的条幅，等待媒体记者的到来不同，随着网络媒介的进一步发达，农民工已经学会更为具体的模仿，并将视频上传到网上，以期引发更大的关注度。

如果单从农民工的讨薪技巧上而言，相比“跳楼秀”，乃至七年前的新闻发布会，这次发言人式讨薪都可以视为讨薪技术手段上又一次“进步”。

但抛却这种形式上的花哨更替，回归到“讨薪”这一实质问题上来，我们对于这种稍显诙谐的行为艺术，实在生发不了任何欣慰感。

应该看到，无论农民工群体以怎样的个体之变去谋求讨薪的成功，都是出于一种制度之外的“剑走偏锋”，而不得不选择手段上的创新，则反过来意味着，讨薪方式的变更在欠薪的顽症前，已经愈发乏力。

事实上，针对欠薪问题，去年，恶意欠薪罪已经被写入刑法。但对应的现实是，即便某些单位明显存在恶意欠薪行为，在司法执行上仍面临难落实的尴尬。由此看来，解决欠薪问题，单纯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契约关系上进行破解，已经难以见效。

加强对用人单位合法用工行为的监管，只是治理欠薪顽症的冰山一角。

由于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局限，高流动性、权利和法律意识不足都加重了其自我维权的困境。而这一群里利益代言人的缺位，则又属于一种权利上的“欠债”。

农民工讨薪难，已成顽症。今天，当一位女农民工在镜头前以伪装的镇定，叙说讨薪之难，其中的辛酸意味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