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校的发展，居然要仰仗快要退休的专家，这种情形自然不正常。病根正在现行的学术评审制度。

近日，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从“资深教授”岗位上退休，引发媒体关注。成为“新闻”，是因为“请辞”之难。此次“成功”抽身之前，章老已经辞职3次；而就院士和资深教授这一级别而言，抽身退休向来非易事，具体说来迄今总共才两人，上一次还得追溯到10年之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获“特批”退休。

耄耋之年，精力衰退，退而享天伦之乐，人之常情。出于对专家贡献的尊敬，善意挽留，亦无可厚非。但欲退不能，这就怪了。“难”“怪”之事，难怪媒体关注。而与资深教授或院士个人欲退不能的尴尬相呼应的是，国家打破“院士终身制”，酝酿院士退休、退出的制度，亦迟迟未能落地。二者所遭遇的阻力是一致的，那就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

院士或资深教授终身制，本意是想让学者无后顾之忧地进行科研。但客观地说，70至89岁的专家大多已经过了学术生涯的黄金期。给予学术荣誉的褒奖其实是应该的，但在国内，随之而来的却还有权和利。除了明里的待遇，仅仅是他们往往兼为学科及学术评议专家的身份，就意味着对任何一所高校的相关专业的、几乎是生杀予夺的大权，而“终身制”则使之不啻“金饭碗”。也就难怪这些年来大家对“院士”趋之若鹜，不断曝出学术造假、评审行贿、检举互掐等丑闻了。

人非圣贤，申请退休，等于自砸“金饭碗”，这得很强的自律自省才行。但困难还在于，“金饭碗”早已不只属于个人。正如80多岁的沈国舫院士想退休遭拒时校领导的理由，“学校还要靠沈国舫院士说话。”

一个高校的发展，居然要仰仗快要退休的专家，这种情形自然不正常。病根正在现行的学术评审制度。科研本应是自由独立的，但评审制度已经将其沦为机械僵化的数字游戏。一个高级专家的前期学术成果、项目、头衔等，意味着好看的表格，也就意味着巨额的拨款、高配的实验室，以及滚雪球式的各类奖项；同时，专家前述的评议大权，使之成为校方的王牌，必要的时候，凭这张王牌，校方即可参与到各类评审的博弈、瓜分、互惠的饕餮游戏之中。

在这样的风气中，我们当然要对章老的选择表示由衷的敬意，对将来打破院士终身制也保持期望。但是，如何改变现行的学术评审制度，如何遏止无孔不入的学术关系风，也许不会是一个能朝夕解决的问题。

本报特约评论员 刘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