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0日中国政法大学发布了《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评估满分为300分，广州市政府评估总分234．93分，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6．06分，在全部评估的53个较大城市中排名第一。日前，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3）＞分析报告》，《分析报告》显示，在此次评估共设的7个一级指标中，广州市在机构职能及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府信息公开、公众满意度的调查等五个方面表现突出，位居评估的53个较大城市前列，但监督与问责、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是短板。为此，广州将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信息公开一项排名第七。

广州法治政府评估排名第一，作为一个广州人总是很高兴。提到广州的法治政府，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广州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事实上宽松的舆论环境是全国其他地方的人对广州共同的观感，也是广州最了不起、最值得骄傲的文化软实力。

与之相关，广州法治政府还让人想到对民意的尊重和重视，尤其是这两年表现得特别明显。印象最深的就是新一届广州市政府上任后制定的即时新闻发布会制度——开完会马上下来发布，中间不留任何“空白”，似乎根本不需要什么诸如“统一口径”的繁文缛节，显示了高度的开明和自信。再就是各类公咨委，尽管其运行出现了一些问题，还有很多应该改进、提升的空间，但作为一个制度创新，其对民意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广州的信息公开只排名第七，笔者也颇感意外。不说别的，只说财政预决算的公开、“三公”甚至“四公”经费的公开，似乎都走在全国前列，有的甚至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笔者就曾经接受过北京等地的媒体的采访，怎么会只排名第七呢？是不是因为在公开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引来舆论一阵又一阵的质疑甚至强烈批评，所以得分不高？但这不是因为不公开，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公开走在了前面，所以才暴露出种种的问题。不过这也仅仅是我的猜测，也许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吴明场主任说的“申请信息公开方便性有缺陷”，或其他原因。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广州信息公开排名不高，也许这也应当“信息公开”一下。

同样让人意外的是广州的“监督与问责、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得分居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州的舆论监督我相信全国无出其右，因此这里的“监督”更多的恐怕是体制性的监督吧？果真如此的话，广州人大就要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了——该质询的质询、该问责的问责。张桂芳主任都说了人大要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还有什么比监督政府更能回应社会关切呢？至于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也让人有点不解，恐怕跟广州前两年的群体性事件有关。另一方面，广州可以说是中国转型社会矛盾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很正常。

讲到对广州法治政府建设的期待，笔者更希望见到广州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创新方面有所作为。深圳准备将立法权收归人大，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创新，既避免了部门立法的种种弊端，也真正确保了人大的职权和地位，使民众的权利变得名正言顺——民众的权利才是法治的根本！（作者是广州市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