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口头上几乎所有官员都强调自己重视教育，但是在现实中，教育真的是目的本身，还是实现别的目的的手段？】

2015年年底以来，常州外国语学校很多在校学生不断出现不良反应和疾病，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个别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当地官方所谓“常隆地块事件”，成了轰动全国的“常州外国语学校污染事件”。

如果没有央视等媒体报道，所谓“常隆地块事件”大概已经成为过去式。学生受到的伤害，势必将与学校建在“毒地”上划清界限，所有师生将不得不在惶恐之中，继续待在“毒地”上“教学秩序正常”。当地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表态对环境污染“零容忍”，姗姗来迟的整治措施不由让人质疑早干吗去了？非得央视报道了才成立调查组？可以说，这所“不该建的学校”，选址、建校、环保监测等多链条全线失守。

“不该建的学校”揭开的是多重流脓的伤疤。其中第一道就是：我们到底有多重视教育？学校搬迁与新校选址，重点考虑的到底是什么？将学校搬迁到化工区，将学校建在“毒地”上，是基于教育发展的需要，还是基于土地财政的需要？

近些年很多原本建在市中心的学校，纷纷搬往郊区，说是为了学校更好地发展，其实是要置换市中心的学校土地，同时也带动迁往地的房地产开发，下的与其说是教育棋，不如说是地产棋。这一次，常州外国语学校的搬迁，从市中心搬到化工区，与“毒地”的房地产开发规划，很难说没有关系。虽然口头上几乎所有官员都强调自己重视教育，但是在现实中，教育真的是目的本身，还是实现别的目的的手段？

“不该建的学校”背后的第二道伤疤，是环境污染的疯狂与可怕。常州外国语学校所处“毒地”，土壤与地下水污染严重，超标动辄10万倍，涉事化工企业在运转过程中不仅直排毒废水，更涉嫌将克百威、灭多威、异丙威、氰基萘酚等剧毒类产品偷埋于地下。对此，当地环保部门知情吗？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还要继续走多久？

“不该建的学校”背后的第三道伤疤，是环评走过场、未评先建的顽疾。学校能够建在“毒地”上，某种程度上全拜跛足的环评所赐，如果环评足够负责，学校就不至于建在“毒地”上。对学生出现的健康损害，环评部门理当承担责任。

“学校是最安全的地方”，这应该成为常识和底线，不仅在防震的层面如此，在所有指标层面都应如此。期待调查组兑现“决不姑息一查到底”的承诺，让那些总打学校坏主意的人受到应有的惩戒。

【必须健全机制，将有毒化学品污染置于全面监管和监督之下，必须让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经营的化工企业，切实认识到自己的环境责任。】

据央视新闻4月17日报道，常州外国语学校自搬新址后，493名学生检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个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经检测，该校区地下水、空气均检出污染物。学校附近正在开挖的地块上曾是三家化工厂，专家称校区受到的污染与化工厂地块上污染物吻合。

三家化工厂中，最大的化工厂叫常隆化工有限公司，紧接着的是长宇化工和华达化工。在央视采访中，一名在常隆化工工作了30多年的老员工说，在他记载的生产日志上，像克百威、灭多威、异丙威、氰基萘酚这样的都属于是剧毒类产品。而厂里职工有时候为了省事，不光将有毒废水直接排出厂外，还将危险废物偷偷埋到了地下，对环境带来了很大隐患。

后来，这几家企业陆续搬离，当地政府准备在环境修复后将该地块用于商业开发。在一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上，这片地块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为主，几种多环芳烃以及金属汞、铅、镉等重金属污染物，普遍超标严重，氯苯等污染物超上千倍甚至数万倍。

运河藏毒，这不禁令人记起世界上最为著名的环境污染伤害事件——拉夫运河（Love Canal）事件。近60年过去了，二者看起来竟是如此相似。

拉夫运河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州，距离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不远，是在1894年由一位名为威廉·拉夫的投资商出资兴建的。由于赶上经济不景气，工程没有完工就不得不废弃了，后来就成了当地居民的游泳池和溜冰场。到了1942年，美国虎克电化学公司急需处置生产氯代烃类和腐蚀剂的有毒废物，就租用了这条运河作为废物堆放场。到1947年，虎克公司买下了运河及周边土地。从1942年到1950年，高达2.1万吨的化学品，包括苯、林丹杀虫剂、二恶英和多氯联苯等大量有毒废物，被存放到运河中，随后，虎克公司用水泥将存放场地封闭。

1950年，埋着有毒物质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小学。几年后，三个孩子被冒到地表的化学物质灼伤。虎克公司和市政官员收到了正式通告，但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1978年当地的居民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拉夫运河房产主协会。一位名为麦克尔·布朗的记者帮助当地居民把他们的担忧和痛苦报道给公众，拉夫运河很快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一则头条新闻。政府机关因以往的不作为而陷入难堪境地，纽约州卫生署和美国环保局很快介入进行了调查，发现拉夫运河居住区存在大量有害化学物质，而居住在运河原址附近的妇女流产率也明显偏高。1978年8月2日，纽约州宣布当地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几天后，州长宣布由州政府出资购买距离运河原址最近的239座住房，并协助这些家庭搬迁。同时还开始在这些住房周围采取工程措施，以防止更多的泄漏。

居住在首批被撤离的家庭之外的850户居民也要求政府帮助。但政府财政的紧急事件基金，已经不足以应付更大规模的撤离，更何况全国各地还有几千个类似的有毒物质堆放场地，可能对当地社区产生威胁。纽约州卫生署对余下的房屋进行了调查，之后宣布它们是安全的，不构成健康风险，理由是这些住户中的流产比例没有超过通常水平。卫生署未对其他可能由化学污染造成的健康影响加以研究。

拉夫运河房产主协会拒绝接受卫生署的保证，他们开始寻求政府部门外的独立专家的帮助。

贝弗里·培根，一位为纽约州罗斯韦尔公园纪念研究所工作的癌症科学家，同意以非官方的身份义务为当地社区提供服务。通过一系列调查，她发现，居住在可能通道上的妇女流产率明显增高，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也高于正常值，同时发现哮喘和泌尿系统疾病的案例也在上升。

培根博士在1978年11月将其非官方研究的结果交给了纽约州卫生署的上司。三个月后，卫生署署长宣布在重新评估了本署的研究数据后，也发现在废弃河床居住的住户流产和出生缺陷的比例明显偏高。卫生署保证，对培根博士的发现进行更多研究。之后吉布斯女士和她的拉夫运河房产主协会又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在1980年10月宣布出资搬迁500户当地居民。1995年，因为被美国环境保护署起诉，虎克公司的母公司西方石油公司答应支付1.29亿美元作为重建费用。

拉夫运河（Love Canal）事件是美国有毒化学物质污染控制中一个里程碑，在它的刺激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CERCLA，又名超级基金法)，迫使大型企业为历史遗留的环境污染损害和修复承担全责，使得企业界特别是化工产业界深刻认识了自己的环境责任。

针对常州外国语学校污染问题，环境保护部、江苏省政府都表示高度重视，将尽快赶赴常州进行现场调查。毒害个案必须查清，但长远来看，必须健全机制，将有毒化学品污染置于全面监管和监督之下，必须让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经营的化工企业，切实认识到自己的环境责任。

　　朱昌俊

17日央视曝光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污染事件，18日凌晨，常州市政府新闻办回应称，常州市委、市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成立联合调查工作组，表示对环境污染“零容忍”，本着对师生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迅速认真调查核实并依法处置，对存在的问题绝不姑息，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报道见A15版）

获得舆论的强烈聚焦和相关部门的介入之后，这起事件的处置正迈入一个正向的轨道。虽然事件的具体责任还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但从性质上看，或已经可以基本确认这应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因为“毒土地”而带来的环境伤害事件。因此，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该事件所暴露的问题，远不只是环评程序的失守这么简单，而是以“事故”的方式再度提醒人们，“毒土地”问题已到了无法回避之时。

早在2012年，有媒体以“毒地潜伏”为题披露了“毒土地”现象：近年来，在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之中，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企业，纷纷通过易地、搬迁改造，退出繁华地段，其遗留的大量毒地亦随之被暴露于城市的阳光之下，其中有不少毒地未经治理，就被“正常使用”。而由“毒地”所制造的伤害事件，常州更非第一起。此前全国多地都先后发生过不同程度的中毒事件，只是因种种原因而未引发舆论的普遍聚焦。

相较于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在我们的语境下，尚算一个“陌生事物”。这一方面体现在，被污染土地“毒性”的呈现，往往是非即时性的，一般而言都具有一定的潜伏期，比如这次常州事件中的“毒土地”就是在三家化工厂搬迁后才制造了中毒悲剧。且与其他肉眼可见的污染相比，土壤污染本身也具更大的隐蔽性。这些特点就导致了对于“毒地”的干预很可能“后知后觉”；而在治理上，由于治理意识的先天不足，加之后天性的治理成本与治理责任等问题尚未厘清，之于毒地的公共治理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滞后。颇具代表性的一点体现在，尽管《土壤污染防治法》2006年就已经开始起草工作，但至今仍未出台。于这样一种治理现状之下，发生在常州学校新址的污染事件，其实有着某种必然性。

2014年，相关部门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透露，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应该说在宏观上指出了我国一些地区土地污染的严重性。但由于缺乏足够透明和详尽的大数据，各方对于土地污染信息仍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一方面导致社会性防范和监督很难落地，另一方面也为环评造假留下了空间。就此而言，相关部门应将尽快公布详细的土地污染信息作为毒地治理的基础性工作来对待。

此外，媒体还披露，由于既缺乏搬迁前强制性的污染评估程序，又缺乏事发后谁污染谁负责的处理机制，当前对于毒土地的治理大体呈现“哪里出事、治理哪里”的被动应对状态。甚至于，对于被污染的土壤在治理过程中到底运往何处，又做了怎样的环保处理，都缺乏有效的信息公开。常州事件获得全国性关注，其后续处置理当戮力跳出这一模式，为类似的治理树立榜样。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毒地的潜在风险也大大加剧，因此，对全国已存并新增的毒地的真实状况，包括面积、污染程度、治理情况、开发再利用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经济和环境治理等手段解决隐忧，已然刻不容缓。”这是2012年媒体报道“毒土地”时所写下的编者按，四年后，在常州事件中再来回望这样的提醒，无疑耐人寻味。希望学生中毒事件的处理能够真正成为全国“毒地”治理的序曲，加速土地污染善治时代的到来。

【如果整个社会的安全制度总是频频失守，如果制度下的人们都缺乏遵守制度的习惯，那么又如何奢望他们在有关学生安全的事情上会痛改前非，采用有别于常的另一套正式规则呢？】

自2015年年底开始，搬入新校址的常州外国语学校不断有学生出现不适症状，先后有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其中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个别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家长怀疑与旁边的化工厂污染有关。

央视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从当年化工厂的违规操作，到相应环保执法的疲软;从学校选址的疏忽大意，到奠基施工时的未批先建;从环境评估的漏洞百出，到对环评建议的置若罔闻，几乎每一个环节的安全制度都遭到忽视、废弃乃至违反。在事情演变的逻辑终端，只能是学生的生命健康被无情伤害，最终危害后果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人们发现危害时间的早晚。

这是制度失守的悲剧，更是难以原谅的人祸之痛。当地教育部门称，当时选址已做过相应的环评，检测结果都是达标。那么这份符合规范的评估报告为何只考虑常规的污染物指标，而没有考虑检测化工厂生产的农药成分?既然已经确认符合建校规范，为何环评报告又强调北侧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已经受到污染，存在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还建议“本地块严禁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这份“自相矛盾”的环评报告又是如何做出的?

更值得追问的是，学校奠基施工时间比环评报告批复时间提前了7个多月，这就意味着学校是在没有环评依据的情况下开工建设的，那么又是谁决定未批先建的?难道，环评在相关决策过程中只是走一个过场而已?与学校一路之隔的污染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污染物普遍超标，最高浓度超标近10万倍，且这些污染物都是早已被明确的致癌物，根据常识我们也不难判断，在这种高敏感、高危险区域建设学校，客观、中立、全面的环评应该是一个关键环节。遗憾的是，这道守护安全的最重要链条完全失守。

从“毒跑道”“药儿园”到“毒土壤”，每一次发生在校园里的安全事件都令人愤慨，但悲剧总是不断，这究竟是为什么?个案中总有其特殊的原因，也总有共同的制度病灶。

我以为，要守住校园安全、守住学生健康，还需要有一个安全的社会体制。如果整个社会的安全制度总是频频失守，如果制度下的人们都缺乏遵守制度的习惯，那么又如何奢望他们在有关学生安全的事情上会痛改前非，采用有别于常的另一套正式规则呢?

安全的校园是建立在安全的社会基础上的。缺乏制度支撑的脆弱社会，犹如流动的沙丘，建筑不起牢固的安全校园。如果一个社会食品安全事故不断、环境污染事件频发，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校园成为“世外桃源”。因此，要让学生逃离各种安全威胁，必须从建构一个安全的社会开始，夯实我们的社会根基。

央视消息，常州外国语学校自搬新址后，493名学生检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个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经检测，该校区地下水、空气均检出污染物。学校附近正在开挖的地块上曾是三家化工厂，专家称校区受到的污染与化工厂地块上污染物吻合。（4月17日 央视新闻）

作为新建校舍，项目施工首先需先批后建。然而，常州外国语学院相关文件显示，其环评报告获批时间明显晚于学校施工时间长达7个月。最后，环评结果竟是符合学校用地对环境标准的要求。这仅仅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正是这样一份审批过关的环评报告，却把学生们陷入了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中。这难道仅仅是环评一个环节的失误吗？

是的，该环评显然存在重大瑕疵，只对普通污染物进行了研判，而对农药等有毒物质的检测却只字未提，这显然与学校紧邻化工厂废弃物处置场所的事实严重相脱节。报告固然有瑕疵，但至少指出北侧场地有严重污染问题，不得对地下水进行开发，但学校在建设和使用中仍然将地下水进行了开发。事实上，对土壤的开发，也加重了污染物质挥发的程度，进一步将学生的健康再一次推向了更危险境地。一个连学生的人身健康和安全都不能保证的常州外国语学院，又怎能实现“志存高远”的远大目标呢？以怎能“专注于有生命力的教育，让每个生命尽情绽放”这个学校愿景呢？

此时的常州外国语学院所面临的困境，与上世纪40年代美国拉夫运河案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当学校选址处在化工厂危险废弃物处置场所（有的工人常常偷排化工废料），导致地下水处于污染状态，但学校选址和环评的各个环节，却接连“失守”。学校环评，仅是常州版“拉夫运河案”的冰山一角，倘若选址能够深入调查，审批上杜绝未批先建，环评上能够本着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常州外国语学院就不太可能发生今天这样的情况。

历史是面镜子，不重蹈覆辙，是智力聪明、科学认知和责任心的多重结果。在今天科学水平早已强于历史的情况下，常州拉夫运河案，只能证明相关方面责任心的缺失。

常州版“拉夫运河案”，看似是一个学校和学校学生的不幸，背后则是相关部门对化工企业排污行为监管失力，是一座城市在对待排污行为和公众健康权、知情权的渎职。常州拉夫运河案，不能任由历史欠账继续下去。相邻地块同样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没有进行有效防污处理的情况下，再华丽的开发和所谓的公益项目，也难掩其环境污染这颗骇人炸弹隐藏的危机。否则，被侵害权益的就不止是常州外国语学院的上千名学生，而是更多的不特定公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