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所以热衷聘请官员兼任博导，是拿头衔去与官员交换，建立所谓的“政府关系”，借此发展官场人脉资源。官员兼博导，根源在于我国大学行政化。只取消官员兼博导，而不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和科研管理体系，行政权力还是会干涉大学办学，而大学也难有自主办学空间。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布改革方案称，人大将严控包括官员、企业家在内在职博士生的录取比例，并缩减了包含省部级官员在内的兼职博导人数。（新京报6月25日）

在笔者看来，大学不仅要缩减官员兼职博导人数，而且，有必要全部取消官员兼职博导，这是完善导师制的根本要求。我国大学聘请在任官员，尤其是省部高官兼职博导，曾被认为是官学结合的典范——官员亲自参与到人才培养中，学校获得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学生也有部长、省长导师，可是，在实践中，这种“官学结合”，变为官学不分，以及权力通吃。对于官员来说，被聘为大学兼职博导，可以借此获得学术声誉，为自己贴金，那些只兼职不做事的官员博导，还算“好的”，有的还进一步申请国家课题，捞取学术利益，但由于其工作繁忙，申请课题基本属于挂名，申请到之后，交给其他教师或自己的研究生、博士做，然后再在课题成果中署名，而指导博士，也只是象征性的，更多工作是由大学委派的副导师指导，很多官员博导的弟子，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导师——有官员博导就曾在说自己工作很繁忙时提到，博士生交给自己审阅的博士学位论文已经放了半年了，还没有看，这在他看来似乎很正常，可对于人才培养来说，则是误人子弟，这不是拖延学生的毕业时间吗？

大学之所以热衷聘请官员兼任博导，不是真出于培养学生的考虑，而是拿博导头衔去与官员交换，以建立所谓的更好的“政府关系”，于公，是为了使学校获得更多的拨款、项目，在项目评审中，希望兼职博导的官员能关照学校；于私，则是某些掌握大学学术权的负责人，拿博导头衔，去为自己申请课题、官场晋升开道。

很显然，官员兼职博导泛滥的背后，与目前的教育拨款体系和学术管理体系有关。由于教育拨款由政府部门负责，因此，近年来，诸多大学都“跑部钱进”，学校花大量时间去跑政府关系，有的大学还设立驻京办，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学校聘请官员做兼职博导，这只是“跑部钱进”的一个招数，可谓为获得资源不择手段，不顾教育的脸面，如果这种拨款体系不变，就不可能理清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再就是学术管理和评价，现在很多科研项目是由政府部门设立的（或有很强的政府背景），再由政府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在评审过程中，官员很容易利用手中的职权对评审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申请课题，需要有“人脉关系”，大学也就积极发展这种人脉关系。对大学来说，能说服某个官员担任兼职博导，也成为办学的政绩，而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担任兼职博导，似乎还是给大学面子——想聘请自己担任兼职博导的学校多了，这也是不少官员担任多个学校兼职博导的原因，不是其水平有多高，而是他手中的资源很丰富。大学并不是真要其指导博士生，而是借此发展官场人脉资源。

这是对导师制的严重背离。事实上，博导本就不该是学术头衔，这只是一个职务而已，在国外大学，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博士，被受聘担任助理教授，也可以招收博士生，只要能招收到博士，他就是博导，可在我国，博导成为了一级学术头衔，比教授还要高一级。另外，大学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教师按等级进行评价、管理的方式，在配置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时，大学内部也是行政说了算，会看教师的头衔和身份，这会引导教师去追逐头衔。大学要完善导师制，就必须取消把博导作为头衔的做法，真正做到导师对学生的培养质量负责，对教师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贡献实行学术同行评价。

说到底，官员兼职博导，根源在于我国大学行政化。只取消官员兼职博导，而不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和科研管理体系，行政权力还是会干涉大学办学，而大学也难有自主办学空间。我国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指出，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就在于理清政府、学校在办学中的权责，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同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只有大学切实建立起现代学校制度，才能让大学回归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坚持教育原则和学术原则的办学主体。